赵鹏大院士谈自己的成就感观
近期，《矿业界》采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澳门赌场双聘院士赵鹏大，赵鹏大院士谈了自己的成就感观：
1.任何人应该在一生中做出让自己感到有成就感的事；
2.什么事是有成就感的事情？这件事你精益求精，有所创新；
3.任何人不管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都应做的有成就感。
此生我的最大“成就感”是什么
撰文丨赵鹏大
在与校友王云健通话中，王问我：“你此生最大的成就感是什么？”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认为，最大的成就感应该是：“你做到的，别人很难做到”或“你能做到的优异程度，别人很少能达到”。也就是说，这种事或这种成果处于前“5%”的位置，不论从国内外、业内外都是处于顶尖的前5%的位置上，你办了别人很难办到的事，你取得了别人很难取得的成果，你经历了别人很难经历的事，这才能获得最大的成就感，以此标准来看，我的最大成就感依次为：
一、在同一所大学担任校长职务达22年之久
地大建校于1952年，今年将迎来64周年校庆，而我担任地大校长职务达22年（从1983年至2005年），涵盖了地大建校后的1/3历史，能把我的身心奉献给我国地质教育事业和地大的发展，是我此生最大的成就感来源之首。
我之所以担任如此长时间的校长，客观原因是地质大学两地办学，在我从1994年起担任大学总校校长至2005年撤销大学总校的11年中，我几次向教育部提出辞去校长职务，均未能被同意，说是“找不到一个对武汉、北京两边都熟悉、又能被两边接受的人接替你”。我也就只好从命了。校长是有任期的，而学校是永存的，地质大学不论以后如何发展，它将是永存的。我在22年任期中所做的主要工作和取得的成果也将是永存的。
1、积极推进由单一地质类学科的地质学院向理工文管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方向发展，中国地质大学终于1987年正式成立，在我任武汉地质学院院长期间，较早地（85年前后）建立了计算机、经济管理、应用化学、外语等非地学或地学延伸专业，为多学科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2、80年代初期争取到世界银行贷款，在此经费基础上建立了有多种现代化仪器设备的岩矿测试中心，为增强学校的现代化设施创造了必要条件。
3、争取进入到教育部第一批33所设立有研究生院的大学行列，为日后的博硕士点建设和学科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4、办好多种地学学术期刊，争取成立了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为交流学术成果和扩大学术影响创造必要条件。
5、在当年地质工作处于低谷状态时，坚持学校不改名、不合并，坚持以地学为主各学科协调发展，为保持地质大学的学科优势创造了必要条件。
6、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最早与美国艾达荷大学、澳大利亚马奎尔大学、韩国忠南大学、日本东京大学、俄罗斯莫斯科大学、西德下萨克森州的几所大学、俄罗斯国立地质勘探大学、圣彼得堡矿业大学等校建立合作联系和学术交流，特别是与莫斯科大学建立了联合培养大学生的合作机制并长期坚持实施，为学校的国际化创造了必要条件。
7、积极推进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并使研究成果产业化，建立了科技服务公司和各种地质新产品公司（钻头、钎头、测试等等）以及特色石材开发，深圳、莫斯科等外联窗口的建立等等，为学校的社会化和开放型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8、较早按因材施教理念开创地球科学实验班，培养优秀拔尖人才，较早建立双学位制，培养复合型人才，提出培养“五强”人才，为提高教学质量，满足社会不同需求提供人才保障创造必要条件。
9、重视校园文化、校风学风建设，曾在“三育人”理念指导下建立机关干部轮流下至学生班级、宿舍开展学风建设负责制，较早提出16字校风，后改为学风的建设意见，为发展和传承学校优良学风和校风创造条件。
10、较早进入“211工程”建设行列（湖北高校第一，全国高校第五进入），为学校日后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11、坚持并积极推动大学南北作为一个整体，团结合作，共建高水平大学。在学校受地矿部和国土资源部领导时，坚决贯彻部党组“合则兴、分则衰”的整体思路和政策，在学校改由教育部领导并将大学总校撤销后的情况下，仍排除各种阻力，坚持在大的方面，团结合作，提出“同举一面旗，各自增实力，共同谋发展，携手创一流”的观念。为稳定因迁校而造成的一些后遗问题，实行了原北京地质学院教师的“老有所归”政策，即在汉工作至退休后可以返回北京并安置其住房，转回北京户口等措施。
12、重视校友会工作，视校友为学校的宝贵财富，也是学校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的载体和表征，在南北分治后仍被选为地大校友会总会会长。提出：“毕业不分南北，就业不分界别，职务不分大小，学历不分高低，在校不分长短，离校不分先后均为‘地大人’”。总结出“地大人”的主要精神和特色是：“艰苦为乐，视困难为机遇，实干为荣，视逆境为阶梯，志存高远，视公益为已任，为民建功，视得失为等闲”。以及“地大人”的实干精神：“做多说少，做大说小，做了不说，说了必做”，还提出了“地大人”的“微博公约”倡议等等，旨在团结校友为学校发展做出贡献，为校友的相互关心和团结创造良好氛围。
13、提出了一些办学指导思想和办学理念。
主要有：
一个为主（教学）；
二个中心（教学、科研)；
三项功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
四力强校（创造力、贡献力、影响力、竞争力）；
五强人才（爱国心责任感强、基础理论强、外语及计算机能力强、管理能力强、创新能力强）；
三型大学：“现代型、开放型、国际型”；
学科建设八字方针：前沿、急需、联合、交叉”；
校风：“艰苦奋斗、严格谦逊、团结活泼、求实创新”；
学风：“学风是灵魂，发现是核心，勤奋是关键，服务是根本”。
14、重视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加强周口店及北戴河实习基地的建设，请校友温家宝总理在周口店实习站成立50周年之际，题写“摇篮”二字，对地质类年青教师，要求工作前参加一年区域地质调查或一年矿床勘探实际工作，了解地质生产全过程，为加强学生专业外语阅读能力，曾建议图书馆免费为地质专业类学生发送一本英文“普通地质学”教程，作为经常阅读的材料，同时建议教师上课时尽力将地质名词的英、俄名词标注出来，提倡科学研究成果能有效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为生产密切服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提升。
15、我担任校长22年，真正做到了 “双肩挑”，也即行政工作与业务工作两不误。大学校长工作我全力以赴，力求提高效率见实效，长远考虑谋发展，业务工作我绝不耽误，做到教学科研全承担，各得其所。我是如何处理看似矛盾的两者关系？首先，是增加劳动强度，我实际每天工作有四个单元，白天基本上是全部投入到校长的行政工作或会议之中，而在每天晚上10点以后，从10点钟到第二天凌晨2点的四个小时是我的“第四单元”，夜深人静，无人干扰，我可以全力以赴从事业务工作，看书，写文章，效率很高。另外，每年力求在假期行政工作相对较少时去野外现场从事地质工作。周六、日不休息，可以用于作业务工作。其二，做到注意力转移或“兴奋点”转移，也就是说，在行政工作时不想业务，在业务工作时不想行政，到时候能立刻转换角色，而不致做这想那，顾此失彼，这点需要长期锻炼，养成习惯，而且两者之间也有互相促进之效，不丟业务工作.可以使自己不脱离专业发展形势，了解专业发展动态和趋势，有利于考虑学校建设和发展方向及重点，而行政工作锻炼了自己的实践工作能力，处理各种关系的科学思维和方法，两者可以相得益彰，相互促进，一并提高。
16、从多年从事地质教育和担任校长的工作中，体会到地学教育的发展，大学的建设，学校的使命等方面的特点，我将一些粗浅认识和体会加以总结，编写和出版了两本专著和一些文章，两本专著分别是：“高等地质教育理论与实践”（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及“高等地质教育的思考与实践”（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2)，另外，在教育研究成果方面，其中“地学类创新人才培养方法和途径”获2005年度国家级教育学成果二等奖。
2006年获IET基金会北大方正评选颁发的大学校长奖，这一民间奖项为我的22年校长生涯打下一个完满的句号。
17、在我担任校长期间，有数以万计的不同专业学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为祖国做贡献，我不认识他们，但走到哪里他们都认得我，说毕业证上盖有我的印，这也是一种成就感吧！
18、在我担任校长期间，我曾较长时期的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教育部、地矿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博士后管委会等部门的学术评议机构兼职，对与相关部门加强联系沟通信息助推学校发展，扩大学校影响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迄今培养了147名博士，22名博士后，22名硕士
目前在读或未毕业的博士32人，其中有10人左右因工作或身体原因可能放弃毕业，不算今后可能招生数，仍有20人左右待毕业，估计到我彻底不招新生，博士可培养170人左右，加上硕士及博士后，“直系”学生达200余人。我之所以能培养如此多的博士，客观上有4个原因：一是我招博士生较早，从1984年即获得矿产普查与勘探学科的博士授予权，86年获数学地质学科授予权；二是我一开始就获准在两个专业招收博士生，在80年代，澳门赌场只有王鸿祯及我二人经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批准可招收两个专业的博士生；三是澳门赌场京汉两地办学，我在两地招生，而且京汉两地都有我的科研团队，可以协助我的培养工作；四是因为我们自主设置了“资源产业经济”专业招生，扩大了博士生生源，由于这四重原因，我招收和指导的博士生迄今毕业人数达到147人，恐怕在我国屈指可数，为培养高层次人才做出了我的贡献，这是我“成就感”的第二大方面体现，而我的直系学生群体具有以下特点：
1、从专业方向来看：博士毕业生中，数学地质（后改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26人，矿产普查勘探47人，资源产业经济72人，非传统矿产资源2人。我的博士毕业生有1人获国家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李新中），两篇获国家百篇优秀论文提名奖（夏庆霖、黄静宁），吴信才本来已评为百篇优秀论文，后因他已经是博士导师，专家组建议他不参加评选占据稀有名额指标而作罢。还有几篇获湖北省和北京市优秀博士论文奖。
2、从就业单位来看：我的毕业博士生有3人在国外工作，8人从事企业工作，18人从事公务员（国家千部），其余均在高校研究机构或产业部门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他们大多在各自领域做出一定成绩，取得一定成果，成为各自单位的教学科研骨干力量。
3、从沟通互动来看：我的学生之间亲和力强，团结互助，和谐发展，师生之间，学友之间经常联系，一有机会，乐于相聚，共叙情谊，我的学生主要集中在四个地方，北京、武汉、西安和郑州。
我提出的研究生培养“五部曲”，“择料、定向、选题、助长、成材”作为我培养研究生的方式和途径。
不拘一格选拔优秀人才，人无完人，扬其特长，方向与其今后工作、研究领域一致，与其现行工作结合，选题具有前沿性、实用性、可操作性（可行性），指出其关键问题之所在，培养凝炼聚焦能力，鼓励、支持、协助“去木”，由“材”变“才”。
三、专业领域进行开拓性、系统性及创新性工作
1952年起我在北京大学本科学习“地质学”，1954年去苏联读研时专业为“矿产普查与勘探”，在研究工作中，重点选择了“定量地质学”的研究方向，致力于各种数学方法在矿产普查与勘探中的应用，这就是后来的“数学地质”方向。
1、开拓新领域
1957年利用统计分析方法确定样品分析外检数据系统误差。
1963年进行矿床勘探过程数学模拟，用二项分布模拟个旧锡矿卡房矿区复杂条状矿体勘探过程及钻孔见矿率。
1975年在我国用数学模型对宁芜地区铁铜矿床进行矿产预测，开拓矿床统计预测新方向。
1982年开展矿体数学特征研究。包括矿体几何特征、统计特征、空间特征、结构特征的定量研究，开拓地质体数学特征研究新领域。
1991年提出“地质异常”控矿及找矿方法，这是从求异角度进行成矿远景区和矿床预测，是对传统的以“相似类比”角度的“矿床模型”法预测找矿的一种补充和完善。
1996年提出“社会地质学”概念及研究内容。
1998年提出开展“非传统矿产资源基础研究”。
2002年提出“三联式”数字找矿理论和方法。
2003年开展“资源产业经济”研究并于2004年在学校自设博士学科点。
2012年提出“数字地质”的概念。
2014年开展大数据及数据科学研究。提出地质大数据与云找矿服务。
2、提出并开展多种系统性研究内容
矿体变化三要素：变化性质、变化程度、控变因素
样品代表性三类型：个体代表性、分级代表性、总体代表性
数学地质三任务：研究地质体数学特征，建立地质体数学模型；研究地质过程因素及关系，建立地质过程数学模型；研究地质数据及任务特点，建立地质工作方法数学模型。
矿床统计预测三理论：相似类比、求异、定量组合控矿理论
地质异常类型：全球型、区域型、局部型、显微型
科学找矿：理论找矿、综合找矿、定量找矿、立体找矿、智慧找矿
非传统矿产资源：非传统矿床、非传统勘查方法、非传统矿业、非传统矿业经济
非传统矿床：新矿种、新类型、新深度、新领域、新工艺、新用途
地质找矿科技支撑：理论先行、综合信息、定量立体、联合评价、工程验证
数据链：数据化、信息化、模型化、知识化、产业化、社会化、再数据化
三联式数字找矿：地质异常、成矿多样性、矿床谱系
地质体数学特征：几何特征、统计特征、空间特征、结构特征
成矿多样性：矿种多样性、类型多样性、品级多样性、用途多样性、矿石工艺多样
3、创新性概念和方法
基于地质异常找矿的成矿远景区“5P”地段圈定（2009 旧金山 斯坦福大学 国际数学地质年会报告）
矿床是具有与经济价值的地质异常（2005多伦多 国际数学地质年会报告）
熵函数：一种新型综合地质变量的构置（1986.10.5法国南饧 地质科技情报 文章）
三维立体离散型模型（Vol29.N.6 1992.Mathematiecl Geology)
地质异常：地质学中的极值（2001年首尔 第53届国际统计学大会报告）
由于在以上领域开展的一些工作，我有幸在专业领域获得一些奖励：
1992年获国际数学地质协会最高奖，克伦宾奖章，为1968年成立协会并设此奖以来获此殊荣的亚洲第一人。
2011年获国际数学地球科学协会终身荣誉会员奖。
2011年获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彼得大帝金质奖章。
此外，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地矿部科技进步二等奖等。
四、担任了多种多样的社会职务，参加了一些有特色的会议，尽到了相应的职责
我这一生，除去教学科研及学校的党政本职工作外，担负过多种多样的社会工作，国家和省市级的曾担任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三、四届委员及地质勘探、矿业、石油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共北京市党代会代表，湖北省政协委员等“四大家”的相应社会工作，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贡献微薄力量。
从纪念意义上说，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当日，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历史时刻，我当时作为北大地质系的学生正在天安门前金水桥畔担任庆祝大会的纠查工作，这虽然短暂，但却是见证新中国诞生并为此时而贡献一点力量的黄金时刻。
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当时，作为北大学生我参加了“五反”，到王府井一家委托商行进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等工作，带队的是在北大银行专修科学习的两位老干部，我们学生在他们带领下进行查账等辅助性工作，这是解放初期参加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有如农村中的土改，也是十分有意义的。
1952年北大毕业分配到北京地质学院筹备处工作，当时筹备处负责人为三人领导小组，代表国家地质计划工作指导委员会（地质部前身）的老干部陈子谷任书记，另两人为马杏垣和曹添，是支部委员，当时的党支部10余人，我具体负责学校的治安保卫工作，在端王府夹道的原北大工学院旧址进行校舍修缮、仪器设备保护等新生部的安保工作，及至在五道口开始新校舍建设并迁回五道口八大学院新址后除继续担任治保工作外，主要担任校团委组织部长工作，直至臧胜远正式接替我负责安保工作，我才全职任团委组织部长工作，而教学工作则开始于普通地质教研室任助教。
国际上，担任过国际数学地质协会专门委员，国际地质数据委员会亚洲地区代表，国际定量地层委员会表决委员，国际地学刊物“不可再生资源”编委，“计算机与地球科学”通讯编委，莫斯科大学名誉教授，俄罗斯地质勘探大学名誉院士，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工程院院士以及纽约科学院院士等。国际上这些职务，大多数是荣誉性的，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但能与相关国家和机构建立起学术上的广泛联系，也有一定意义。
此外，我参加了一些重要的、特殊的会议。
文革刚结束不久，我还未摆脱长期被疑为“苏修特务”的阴影，突然接受一项只身去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参加一个专家组会议的任务，会议名称为“矿业生产消费名词术语定义及标准化”，会议时间为一个月，只有少数几个矿业大国每国派一位专家参加，当时参加会议的国家有美、加、苏、澳、南非及英国等不足10人的专家会，会议系由联合国开发署召集召开，每位专家每日发津贴98美元，上下午开会，中午在联合国总部大楼吃一顿午餐，中间休息时间很短，我利用休息时间去联合国总部图书馆查阅书刊。我住在纽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总部，为一独栋大楼，没有院子，邻街，每日住宿费为50美元，用餐（三餐自助）5美金/天，用车5美金/天，所以我每日节余38美金，会后我用节约的钱，自费去美国中部堪萨斯州堪萨斯市拜会当时在堪萨斯州立大学工作的国际数学地质协会主席John.Davis教授和在附近维契塔市大学工作的知名数学地质学家Meriam教授，当时，我国留学生周蒂及王家华在堪萨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的访问得到周蒂的协助。
此外，我参加了4次国际地质大会，第一次是1989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第28届，第二次为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第29届，第三次为在北京召开的第30届，第四次为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第31届国际地质大会，在这些会上，我均作有学术报告，并在29、30两届担任了分组学术会议的召集人。
参加了数次数学地质的专业国际学术讨论会或年会，最早的一次是1982年参加在意大利卢卡市依尔恰科召开的国际数学地质学术会，该会是由北大西洋公约国先进科学研究院主办的有十余国家参加的会议，我是中国的唯一代表，并在会上作报告，以后参加了1994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召开的第一届国际数学地质年会，1995年在日本大阪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数学地质年会，此次参会期间，日本地质协会约请我为日本公众做一次公开演讲，在市区各地张贴布告。我作题为“中国的矿产资源”科普性报告。随后又参加了若干次，其中包括在中国召开的第12届年会，由我和阿格特伯格教授联合担任主席，最后一次参加国际数学地质年会是2009年在美国旧金山斯坦福大学召开的年会，我在会上作了“成矿预测远景区5P地段圈定”学术报告。还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际数学地质协会特约的4名代表之一，应邀参加了在韩国汉城召开的第52届国际统计学大会，国际数学地质协会在该会上设一分会场，主题为“地质学中的极值”，我应邀作了题为“地质异常——地质学中的极值”的报告，另外，我参加了数次在莫斯科大学召开的品牌性学术会议，“斯米尔诺夫院士论坛”，并数次作报告，多次获得该论坛的奖状及奖章。
由于参加上述工作和会议，使我有幸与历届国家领导人近距离接触、合影、共餐或听报告。
1957年在莫斯科大学礼堂聆听过毛泽东主席讲话，“你们青年人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等名言都首次出自此会。陪同毛主席去莫大接见中国留学生的还有宋庆龄、陈伯达、彭德怀等人。
文革以后，1983年我出任武汉地质学院院长，当时重点大学校长任命书是由总理赵紫阳签发。80年代在北戴河召开院校长会期间，受到邓小平同志接见并合影。1993年被选为中科院院士后，多次在院士大会上听取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等领导讲话及合影。2008、2009、2013三年的元宵晚会上分别与习近平、李克强、温家宝、吴邦国、俞正声、刘云山等同桌共庆元宵节、签名、留影、交谈等等。
在国外，于2010年8月在老挝与时任政府总理波松布帕万亲切会见，并用俄语交谈，我赠他“非传统矿产资源概论”一书，还曾与老挝国会主席共进晚餐等。还有一事值得一提，虽不是国家领导人，但也是政府要员。在1954年我刚去苏不久，苏联地质部部长安特罗波夫通过我的导师雅克仁教授将我请到苏地质部他的办公室，他刚从中国访问回国，感慨万分，他当时对我说：“你们中国不要多久就可以超越苏联，他很看好李四光的地质力学学说，想将李四光学说介绍给苏联学者，所以找我去是提出希望我将李四光的新作“旋捲构造与中国西北大地构造复合问题”译成俄文出版，我说这需要请示大使馆，因为要承担翻译此书任务，有可能延长在苏学习时间，经请示使馆，嘱一定要接受此任务，将书译成俄文在苏出版很有意义，延长学习时间也要做，结果，我和另一研究生钱祥麟奋战30天，完成全书翻译任务，并由帕夫林诺夫教授作序出版。
五、我有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体魄，使我有能力支撑我的各种活动和保持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状态
我这一生，只是在东北中山中学读初中时，真正有意识地进行了三年的身体锻炼：练单、双杠。除此之外，就是学校体育课中的正常训练，所以，我的身体底子是初中三年时间打下的。以后就没有专门的身体锻炼，但是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养身”或“健身”之道，最早四句概括为“静中有动，紧中有松，苦中求乐，名利无争”。后来概括为“保持健康体年轻态十诀”及“自健自医之道十诀”。分别如下：
保持健康体年轻态十诀：
忘记年龄，淡化病痛
交年青友，言行交融
量力工作，适度运动
坐姿端正，气血畅通
大步快行，昂首挺胸
天天阅读，日日笔耕
勤于动脑，凝练集中
遇事淡定，处事冷静
公益事业，尽我所能
呼吸不止，奉献不停
自健自医十诀：
深度呼吸，气血不淤
意念制动，经络畅通
上下协同，内外调正
肢体换位，动态平衡
坐姿端正，静中有动
户外漫步，昂首挺胸
饮食起居，科学卫生
私心杂念，排斥一空
得失成败，放宽心胸
十年一日，持之以恒
我的几种慢性病都是自愈的，一是50年代因野外地质工作时创伤引起的膑骨软化，1960年我在北医三院运动医学部诊治时，被确诊为典型的膑骨软化，创伤性关节炎等，要求我手术治疗，我未同意而作罢。迁校至武汉后，80年代初，我又到三院对此求医，医生说，“现在手术治疗也不行了，晚了，任其发展吧”。结果我真的任其发展，反而逐渐恢复痊愈了。二是腰间盘突出，医生嘱我手术或卧床三个月，我未听，照常活动，反而逐渐痊愈了。还有颈椎骨质增生压迫神经，使左手臂麻木，一度很严重，但后来也自愈了，所以，要相信自己身体的自愈功能，通过自健而达到自愈。
现在，我这个年龄（85岁），仍能基本正常工作和生活。很多生活上的事，我能自己做的就自己做，不麻烦别人。如每天叠被，饭后洗碗，自已洗内衣和衬衣，整理房间等等。
我现在能保持生活的新常态，仍坐姿端正，大步快行，昂首挺胸，而不是老态龙钟，弯腰驼背，慢步缓行，我的原则是，活就要活出价值，活出品位，活出精气神儿！
最后我要以几件小事说明我的“成就感观”
要有成就感，是说凡事做到只有少于5%的人可以做到的程度，也就是说，你把事情做到前5%的优度，我前面说的是大事、要事、稀事、奇事、但最后要说的例子，是我在文革之初“靠边站”，不能搞业务，不能搞行政，让我去“扫厕所”，当时，我认为这是难得的“机遇”，过去自己是使用厕所，总嫌厕所脏和臭，现在轮到自己扫厕所，该如何对待？于是我从家带去碱面，将大小便池洗刷的非常清洁，窗子擦得非常明亮，地板拖得十分干净，去厕所的人均大吃一惊，怎么厕所突然变样了，于是，我获得了“扫厕所”的“成就感”。后来，我到江西五七干校，烧开水时研究如何节煤，快速灌暖水瓶。当炊事员时研究如何快速揉馒头，可以双手同时揉馒头等等。总之，在烧开水“伙夫”和炊事员“大师傅”的岗位上，我也取得“成就感”，所以，成就感不在于你必需做大事时才能取得，当然，成就感的程度可能不同，但性质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一生要把平凡的事做的不平凡，要做平凡人，但把事做得不平凡，不论大小事，都要追求完美，都要尽心尽力，精益求精。
这就是我的“成就感观”。
我之所以工作上、业务上做出一点成绩和贡献，获得上述“成就感”，主要归功于党的长期培养和教育，得益于一起共事的同志大家共同努力和广大教职员工的支持和帮助，另外，我有一个和谐的家庭和研究集体，使我不断得到他们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和支持，这是任何一个人能取得事业上的进步和成功所不可或缺的。
赵鹏大院士简介：
数学地质、矿产普查勘探学家，满族，1931年5月25日生于沈阳，籍贯辽宁清原。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58年获苏联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副博士学位。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5年当选为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及国际高等学校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教授。曾任中国地质大学校长。
系统研究了矿产勘查中数学模型的应用。建立了矿产资源定量预测理论及方法体系。在对宁芜、个旧、铜陵及新疆等地区不同比例尺找矿统计预测方面，取得了明显效益并建立了“矿床统计预测”新学科。1978年在我国率先开设“数学地质”和“矿床统计预测”等课程。代表作有《矿床统计预测》、《地质异常成矿预测理论与实践》、《非传统矿产资源概论》和《定量地学方法及应用》等。由于“在数学地质领域作为研究者、教育者及带头人的长期经历和突出贡献”，获1992年国际数学地质协会最高奖——克伦宾奖章。（摘录自中国科学院院士信息）
（文/矿业界 编辑/彭丽娟 审核/鱼小强）
